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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安为什么要拍《马尼拉之战》

品牌推荐榜人物6/17/2016 6:10:20 PM
假如这几天你去纽约麦迪逊花园广场,会发现旁边的西33街临时改了街名,街名成了:穆罕默德·阿里街。乔·弗雷泽假如看到这块街牌,会从坟墓里爬出来,他已于2011年去世。或许加上他的名字会更好:穆罕默德·阿里与乔·弗雷泽大街。毕竟,1971年3月8日,不可一世的阿里正是在麦迪逊花园广场第一次被击倒,而弗雷泽就是第一个击倒阿里的人。阿里和弗雷泽有过三次恶战,第二次阿里复仇成功,并在1975年终极决战上打败弗雷泽。
麦迪逊花园广场本也是弗雷泽的圣地,但人们铭记的却是阿里。这就是历史的残酷,阿里作为一个自由斗士、社会活动家和演说家的巨大成功,足以掩盖他的失败,足以把他的对手通通化为陪衬的配角。
最近贝利和马拉多纳握手言欢,但这二位球王那点恩怨,跟阿里和弗雷泽比起来是小菜一碟。阿里与弗雷泽大概是世界体育史上最著名的一对“敌友”(敌人兼朋友),而贝利和马拉多纳不是一个时代的,他们争的是历史的永恒的王座,并且他俩也从来就不是朋友。
里瓦尔多曾描述过这他和齐达内之间的惺惺相惜:“我们互相敬重,在场上会有意回避对方,以免彼此尴尬,因为我们都知道对方拿球时能做些什么。”他俩会放任自己的队友——比如科库和马克莱莱——去对付对方,而自己则保持玉树临风的身段,简直是在场上冲对方举杯致意,英雄相惜。梅西和C罗在场上也很少火星撞地球的直接对抗,即便他们时常会在同一条边路狭路相逢,近年随着年纪增大,俩人也越来越友好相待。
血雨腥风的拳击,则最能暴露人性。阿里一生有两大宿敌:弗雷泽和福尔曼。阿里和福尔曼1974年的金沙萨“丛林大战”,已经在电影中多有反映,尤其是1996年的经典纪录片《当我们是拳王的时候》,而李安一直想拍的,则是1975年阿里和弗雷泽的马尼拉之战——那场十四个回合的恶战,最终在二人体能完全透支、打下去几乎要出人命的情况下结束,阿里以点数获胜。继《制造伍德斯托克》之后,李安念念不忘那个年代的亚文化神话故事,这部本应在两年前就投拍的电影因资金问题搁浅,而现在,恰好在阿里去世之际又死灰复燃,据说改由Studio 8公司,《福斯特对话尼克松》编剧皮特·摩根将撰写剧本,暂名为《马尼拉之战》,乔·弗雷泽可能由英国黑人男星大卫·奥伊罗扮演,而谁来扮演阿里还是个难题。
显然,李安不会仅仅把这部影片拍成体育电影,不会仅仅借拳王去表现老一套的励志“美国梦”。或许他更想讲述一个跨文化的旧时代传奇:美国文化如何进军非洲和亚洲,从金沙萨到马尼拉,扎伊尔独裁者蒙博托和菲律宾独裁者马科斯不惜挥霍国库(扎伊尔政府为丛林之战付出一千万美元,而马尼拉之战光付给阿里的出场费就是六百万美元,弗雷泽则是两百万美元)来吸引全球关注,并为自己粉饰太平;李安最想讲述的,或许是史上最具戏剧性的两位拳王之间的恩怨情仇。
世人知道的更多的,是阿里和弗雷泽那三次大战,以及后来退役之后反目成仇的故事。殊不知在此之前,他们是可以随时互通电话的朋友,阿里敬重弗雷泽,弗雷泽也慷慨提携阿里。阿里和包括弗雷泽在内的其他拳手最大的不同,除了政治意识,还在于强烈的表演意识和历史意识,他深知人生如戏,不单有意识地记录自己的历史,更有预谋地制造属于自己的传奇故事。1967年因拒服兵役参加越战而被禁赛之后,阿里在漫长的三年多时间里,除了卧薪尝胆等待时机,还通过撰写自传来重塑自我,而且是现在进行时的自传——例如他主动找弗雷泽,录下自己和他的对话,原封不动地照搬到自传中。阿里不单觊觎弗雷泽的金腰带,还挑选了他作为自己一生最大的对手,一个人的伟大往往在于会不会挑选一个伟大的对手。
1970年8月,阿里精心策划了一场对话,他让弗雷泽开车送他一起从费城去纽约,一路上二人不断斗嘴,除了夸耀拳术还比唱歌比开车,简直堪比脱口秀。最令阿里感动的是,弗雷泽想给即将出生的儿子起名为小约瑟夫·克莱·弗雷泽,而卡修斯·克莱是阿里的本名,弗雷泽以此向自己的对手致敬。但阿里考虑的不仅仅是在拳坛上和弗雷泽一决高下,他还希望在另一条战线——黑人民权的自由战线——和弗雷泽并肩战斗。阿里做过一个噩梦,梦见两个黑奴在拳坛打得你死我活,就像种植园年代那样,两个大块头黑奴在厮杀,而白种主人一边抽雪茄一边大声助威,恨不得黑奴血流成河。而他绝不想沦为有钱人的娱乐品。阿里认可弗雷泽的人格,“他是我需要的那种好朋友,一个愿意和我一起走上街头的人。我们两家人应该彼此相知,我们的孩子应该共同长大......”但当他带着这种想法再次走向弗雷泽,眼光相接时阿里却不禁打了个寒颤,“他的神情就像西部片的侠客闯入城镇向最好的抢手挑战那样,他眼中没有羡慕也没有嫉妒,只有冰冷的条理分明的衡量。”弗雷泽只满足于当一个体制内的拳王。阿里明白了,他和弗雷泽成为好友的机会已经一去不复返。
阿里和弗雷泽后来陷入了你死我活的争斗。马尼拉之战前夕,二人曾当众打赌一百万美元,也就是在出场费之外,输家再掏一百万出来给赢家。阿里获胜后参加了菲律宾总统马科斯举办的晚宴,而弗雷泽没去,马科斯提醒他:“你还有一笔额外收入。”阿里答:“没有,乔没有欠我什么,我们之间的债一笔勾销了,我们都自由了。”
但他们之间的感情债仍旧没完没了。弗雷泽在马尼拉失利当晚写了张纸条让人带给阿里,祝贺对手:“我的狠劲足以把墙也打塌了,但你却顶住了。你不愧为一个伟大的拳王。”这是伟大的风度。相比之下,阿里实在操蛋,马尼拉之战后他开始走下坡路,在职业生涯末期以及退役之后,他越来越抱住昔日的荣光不放,变本加厉地丑化和攻击弗雷泽,从而深深激怒了弗雷泽,他知道,自己被阿里当做垫脚石踩着登上了神坛。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阿里点燃奥林匹克火炬,有记者问弗雷泽观感,他回答说:“如果他点燃火炬后从高台上摔下来,那才好玩儿呢!这或许就是他的报应。如果我有机会,甚至会把他推下台去!”人们乐于看到两位老拳王隔空斗嘴,甚至两人的女儿后来还来了一场“拳王女儿世纪大战”——弗雷泽女儿告负,给老爸再添伤口。
唯有死神才能让这对冤家重获自由。弗雷泽患肝癌后,阿里送上祝福,而弗雷泽在临死前不久也宣布:我已经原谅了阿里。2011年弗雷泽去世,阿里出席了葬礼,颤颤巍巍地,向第一个击倒他的人鞠躬。
阿里,这位20世纪的自由斗士用Sucker来称呼福尔曼,这位反种族主义的急先锋还用“大猩猩”来称呼弗雷泽,若以今日“政治正确”的标准,阿里会因此被禁赛。然而与其说这是阿里的人格缺陷,还不如说,是一种将自己的人生全盘戏剧化传奇化的本能欲望,令他口无遮拦狂傲不羁,将对手、也将媒体和观众玩弄于鼓掌之间。所幸的是,他碰上了两位高风亮节的对手。福尔曼在丛林之战中忍受着十万人“打死他!”的山呼海啸(而这也有赖于阿里的事先煽动),并因此抑郁了两年才恢复过来,但后来他非但毫无报复之心,反而成为阿里最热心的支持者,在各种关于阿里的新闻节目和纪录片中频频出镜,甚至出席给阿里颁奖的典礼,对阿里从不吝赞美,这种胸襟非凡夫俗子所能为。而又有谁,能在举世瞩目数亿人收看的一场史诗般的对决后,在身体几乎散架差点送医院急救的情况下,还能咽下失败的痛苦,提笔写字条赞美阿里?
阿里伟岸的身影背后,站着两个伟大的对手。
阿里与这两个对手从场内到场外的对抗,少不了商业的推波助澜,说穿了也是游戏,对抗越激烈,口水越汹涌,关注度就越高,身价也就越高。对阿里这样的人来说,对贝利和马拉多纳这样的人来说,他们生来就是为了成为独一无二的王者,生来就是为了霸占永恒,他们因而容易忽略了游戏的分寸,但也多少得以从世俗标准中豁免,他们的自大和自私因而可以被原谅。
然而在金钱的诱惑面前,王者也未能免俗,如果不是宇舶表砸出钱来,贝利和马拉多纳恐怕也懒得出来秀恩爱。南非世界杯前,路易威登也请过他俩,但却无法说服他们一起合影,那张贝利、马拉多纳和齐达内三人一起玩桌子足球的照片,其实是后期合成的。这次不知道是宇舶表给的钱更多,还是二位球王的人生境界有所提高,反正是相见欢了,既有钱赚,又能收获爱与和平,何乐而不为?
唯一遗憾的是这场足球名宿对抗赛有马特拉齐,却没有齐达内。
恨,始终维持着悬念和诱惑,始终在与死神角力。而弗雷泽和阿里,终于没有把恨带进棺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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