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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皮书：城市公共服务能力杭州最强 重庆最弱
城市政府能力蓝皮书课题组20日发布的最新研究成果显示，在城市公共服务能力总体排名中，杭州、南京、北京位列前三，长春、成都、重庆位居末尾。城市政府能力蓝皮书课题组20日发布的最新研究成果显示，在城市公共服务能力总体排名中，杭州、南京、北京位列前三，长春、成都、重庆位居末尾。
中山大学 公共管理研究中心、城市与地方治理研究中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当日共同发布《城市政府能力蓝皮书(2016)》。
蓝皮书称，对城市政府能力的排名分析。东部城市排名靠前，经济发达城市排名靠前。城市政府能力的客观评价与主观评价依然存在偏差。市民需求导向的城市政府能力依然薄弱。
据课题组介绍，基于2014-2015年的调查评估结果，课题组列出了19个副省级以上城市的政府能力的总排名以及需求识别能力、服务供给能力和学习成长能力三大维度的排名。
城市政府能力总排名，从高到低依次为杭州、南京、北京、广州、深圳、大连、青岛、上海、武汉、沈阳、济南、厦门、宁波、西安、哈尔滨、天津、长春、成都、重庆。
此外，19个城市的需求识别能力、服务供给能力和学习成长能力三大维度排名如下：
19个城市政府需求识别能力排名，从高到低依次为广州、北京、沈阳、杭州、南京、深圳、济南、宁波、大连、青岛、厦门、西安、长春、武汉、哈尔滨、天津、上海、成都、重庆。
19个城市服务供给能力排名，从高到低依次为杭州、南京、武汉、北京、大连、青岛、上海、深圳、济南、厦门、广州、哈尔滨、宁波、天津、西安、沈阳、成都、长春、重庆。
19个城市政府持续发展能力排名，从高到低依次为杭州、上海、西安、深圳、广州、大连、沈阳、青岛、重庆、天津、南京、北京、长春、哈尔滨、济南、厦门、成都、宁波、武汉。
从地域分布来看，东部城市排名较为靠前。杭州、南京、北京、广州、深圳排名前五。从行政区划来看，四个直辖市的表现差距较大。北京、广州跻身前五，上海位居第八，而重庆居末位。此外，从各城市经济发展水平来看，人均GDP与城市公共服务能力有较强的相关关系。
课题组认为，这说明：一方面，实力雄厚的公共服务供给并不必然带来同等程度的正面反馈，即市民对服务供给并不“领情”，或者，这些供给并没有使得市民感受到公共服务供给带来的满足感，因此，生活在该城市当中的市民对高投入的服务供给评价较低。
另一方面，在一些客观指标落后、主观评价却较高的城市，如厦门、青岛、宁波、成都等，这些城市考虑到服务投入的物有所值原则，即真正了解市民的需求所在，准确投放供给资源。
“城市政府应该是一个市民需求导向的政府，城市政府应具备与市民沟通的诚意、方法和能力。”蓝皮书说，许多城市政府的问题仍在于缺乏与市民沟通。
研究发现，在服务供给能力方面，许多城市政府的服务供给是单一向度，自上而下，而非在与市民互动基础上的供给；在需求识别上方面，许多城市政府仍然缺乏与市民沟通的多元渠道；在学习成长能力方面，许多城市政府并没有进行提升识别需求和服务供给能力的训练和学习。
蓝皮书说，许多城市政府依然没有重视市民的来访意愿，如在调研期间，向19个城市的市政府办公室邮寄问卷，请求填写政府部门问卷，但最终只有杭州、青岛和天津三个城市有反馈。
“这些细节都显示出许多城市政府在市民的需求沟通上，仍呈现漠视态度和信息封闭。从市民的视角来看，城市的公共服务能力依然薄弱。”
在“ 城市政府需求识别能力总体排名”前十位的城市中，南京、杭州、宁波、青岛均来自华东地区。课题组称，这说明华东地区政府比其他城市政府更加注重市民需求的识别，市民与政府之间的沟通更加多元化和及时。
但课题组同时表示，从整体来看，城市政府的需求识别还存在透明度低，渠道不便利，回应性不足的问题。
蓝皮书介绍，在行政能力方面，各城市官方网站公布的政策制定与执行的信息涉及的方面很多，大致包括安全类如学校安全、建筑消防、食品安全等；教育、医疗及社会保障类；工商类如登记注册、合同守信、质量监督、惠企政策等；环境类如治污保洁、卫生治理、垃圾处理、绿化建设等；城市规划类房屋征收、整治、设施建设、公交项目；紧急事件处置评估；行政服务类包括简化行政审批和公开政府数据等。
“虽然政府公共服务供给的方面较为全面，但公共服务的力度和服务深度还是欠缺的，政策执行的连续性也比较差。”蓝皮书说。
研究发现，政务新媒体平台运营的重视程度、资金持续投入及民意反馈的重视和改进还不够好。在政策执行法制情况和公民对政府政策改进的评价方面也比较落后，说明政府在政策执行中工作人员的法律素养较低、严格依照法律方面的政策制度进行政策执行的程序化规范化水平比较低、切实进行政策改进的精神动力与执行力都比较差。
在学习提升方面，多数城市表现平平，反映出政府在进行人员定期培训，逐渐强化和完善业务能力方面的激励不足，没有将日常的绩效考核与培训相互补充，形成考核、认识到不足、培训、工作习惯中贯彻这样的良性的循环。
蓝皮书认为，应实现从“在城市的”治理到“属于城市的”治理的转型，构建一种新的治理模式，即“让城市回归社会”，“让治理回归权利”。建立基于个体体验和家庭友好的政策设计，建立面向弱者的城市规划，并建造一个“可以对话的城市”。
中山大学 公共管理研究中心、城市与地方治理研究中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当日共同发布《城市政府能力蓝皮书(2016)》。
蓝皮书称，对城市政府能力的排名分析。东部城市排名靠前，经济发达城市排名靠前。城市政府能力的客观评价与主观评价依然存在偏差。市民需求导向的城市政府能力依然薄弱。
研究发现，华东地区城市政府需求识别能力保持较高水平；但整体来看，城市政府的需求识别还存在透明度低，渠道不便利，回应性不足的问题。
据课题组介绍，基于2014-2015年的调查评估结果，课题组列出了19个副省级以上城市的政府能力的总排名以及需求识别能力、服务供给能力和学习成长能力三大维度的排名。
城市政府能力总排名，从高到低依次为杭州、南京、北京、广州、深圳、大连、青岛、上海、武汉、沈阳、济南、厦门、宁波、西安、哈尔滨、天津、长春、成都、重庆。
此外，19个城市的需求识别能力、服务供给能力和学习成长能力三大维度排名如下：
19个城市政府需求识别能力排名，从高到低依次为广州、北京、沈阳、杭州、南京、深圳、济南、宁波、大连、青岛、厦门、西安、长春、武汉、哈尔滨、天津、上海、成都、重庆。
19个城市服务供给能力排名，从高到低依次为杭州、南京、武汉、北京、大连、青岛、上海、深圳、济南、厦门、广州、哈尔滨、宁波、天津、西安、沈阳、成都、长春、重庆。
19个城市政府持续发展能力排名，从高到低依次为杭州、上海、西安、深圳、广州、大连、沈阳、青岛、重庆、天津、南京、北京、长春、哈尔滨、济南、厦门、成都、宁波、武汉。
从地域分布来看，东部城市排名较为靠前。杭州、南京、北京、广州、深圳排名前五。从行政区划来看，四个直辖市的表现差距较大。北京、广州跻身前五，上海位居第八，而重庆居末位。此外，从各城市经济发展水平来看，人均GDP与城市公共服务能力有较强的相关关系。
一些城市政府漠视与市民沟通
“许多城市政府的公共服务供给的客观评价和主观评价之间并不一致。许多在客观指标上排名靠前的城市，其主观评价较低。”蓝皮书称，如武汉、深圳、上海这3个城市在客观指标的表现上十分出色，但其主观评价分别为第16名、第15名和第11名，这些都极大地导致了主观指标和客观指标之间的弱相关性。课题组认为，这说明：一方面，实力雄厚的公共服务供给并不必然带来同等程度的正面反馈，即市民对服务供给并不“领情”，或者，这些供给并没有使得市民感受到公共服务供给带来的满足感，因此，生活在该城市当中的市民对高投入的服务供给评价较低。
另一方面，在一些客观指标落后、主观评价却较高的城市，如厦门、青岛、宁波、成都等，这些城市考虑到服务投入的物有所值原则，即真正了解市民的需求所在，准确投放供给资源。
“城市政府应该是一个市民需求导向的政府，城市政府应具备与市民沟通的诚意、方法和能力。”蓝皮书说，许多城市政府的问题仍在于缺乏与市民沟通。
研究发现，在服务供给能力方面，许多城市政府的服务供给是单一向度，自上而下，而非在与市民互动基础上的供给；在需求识别上方面，许多城市政府仍然缺乏与市民沟通的多元渠道；在学习成长能力方面，许多城市政府并没有进行提升识别需求和服务供给能力的训练和学习。
蓝皮书说，许多城市政府依然没有重视市民的来访意愿，如在调研期间，向19个城市的市政府办公室邮寄问卷，请求填写政府部门问卷，但最终只有杭州、青岛和天津三个城市有反馈。
“这些细节都显示出许多城市政府在市民的需求沟通上，仍呈现漠视态度和信息封闭。从市民的视角来看，城市的公共服务能力依然薄弱。”
在“ 城市政府需求识别能力总体排名”前十位的城市中，南京、杭州、宁波、青岛均来自华东地区。课题组称，这说明华东地区政府比其他城市政府更加注重市民需求的识别，市民与政府之间的沟通更加多元化和及时。
但课题组同时表示，从整体来看，城市政府的需求识别还存在透明度低，渠道不便利，回应性不足的问题。
建造一个“可以对话的城市”
研究发现，我国城市政府的学习成长能力普遍存在政策执行持续性差、决策改进的主动性不够、学习培训激励不足的问题。蓝皮书介绍，在行政能力方面，各城市官方网站公布的政策制定与执行的信息涉及的方面很多，大致包括安全类如学校安全、建筑消防、食品安全等；教育、医疗及社会保障类；工商类如登记注册、合同守信、质量监督、惠企政策等；环境类如治污保洁、卫生治理、垃圾处理、绿化建设等；城市规划类房屋征收、整治、设施建设、公交项目；紧急事件处置评估；行政服务类包括简化行政审批和公开政府数据等。
“虽然政府公共服务供给的方面较为全面，但公共服务的力度和服务深度还是欠缺的，政策执行的连续性也比较差。”蓝皮书说。
研究发现，政务新媒体平台运营的重视程度、资金持续投入及民意反馈的重视和改进还不够好。在政策执行法制情况和公民对政府政策改进的评价方面也比较落后，说明政府在政策执行中工作人员的法律素养较低、严格依照法律方面的政策制度进行政策执行的程序化规范化水平比较低、切实进行政策改进的精神动力与执行力都比较差。
在学习提升方面，多数城市表现平平，反映出政府在进行人员定期培训，逐渐强化和完善业务能力方面的激励不足，没有将日常的绩效考核与培训相互补充，形成考核、认识到不足、培训、工作习惯中贯彻这样的良性的循环。
蓝皮书认为，应实现从“在城市的”治理到“属于城市的”治理的转型，构建一种新的治理模式，即“让城市回归社会”，“让治理回归权利”。建立基于个体体验和家庭友好的政策设计，建立面向弱者的城市规划，并建造一个“可以对话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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